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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伏尔泰，几乎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能说出几句关于他的话，比如"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又比如他与卢梭、狄德罗齐名的启蒙地位。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伏尔泰之所以能够成为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英国度过的那三年时光，而那三年观察与思考的结晶，就是这本《英格兰书简》。这本书最初以法文出版于1733年，很快就在法国被列为禁书，因为书中对法国专制体制的批评太过锋利，对英国政治制度和思想自由的赞美太过热情。英文译本最早在1980年由企鹅经典丛书推出，本书采用的正是这个经典译本，2010年由企鹅出版社重新修订再版。整部作品以书信体写成，一共二十五封信，每一封聚焦一个主题，从贵格会、圣公会、长老会等宗教派别的比较，到议会制度、商业精神、接种天花疫苗等社会议题，再到对培根、洛克、笛卡尔、牛顿等思想家的评述，以及对英国文学特别是悲剧、喜剧和诗人的品评，几乎构成了一幅十八世纪英国社会的全景图。伏尔泰写这些信的时候，假装是在写给一位留在法国的朋友，实际上他是在用一种看似私人通信的方式，绕开审查，向法国读者展示一个在政治宽容、思想自由、商业繁荣等方面远胜于法国的国度。第一封信到第四封信集中讨论贵格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教友派，伏尔泰带着他一贯的机智和略带嘲讽的口吻，描述了贵格会信徒不脱帽、不起誓、不打仗、衣着朴素的生活态度，他既觉得他们的某些做法荒诞可笑，又对他们坚持信仰、拒绝暴力的精神怀有真诚的敬意。第五到第七封信则把目光转向英国的宗教格局，论及圣公会、长老会以及更小众的反三一论派，揭示了一个没有国教垄断、各教派可以并存竞争的社会是如何运作的，这在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大陆几乎不可想象。第八和第九封信直接切入政治核心，伏尔泰详细介绍了英国议会的运作方式、内阁的责任机制以及政党之间的制衡，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英国制度深深的倾慕。第十封信论商业，他把英国经济繁荣归因于商业精神的发达，这与他后来在《老实人》中批判的重农主义理想形成了有趣的对照。第十一封信关于天花接种的内容尤其值得一读，伏尔泰以科学的态度介绍和推广这种在当时看来颇为激进的做法，展现了他作为启蒙思想家重视实证和理性的一面。从第十二到第十七封信，伏尔泰展开了他对英国哲学和科学的纵览，他把培根称为人类理性的伟大复兴者，对洛克的认识论推崇备至，同时又巧妙地为笛卡尔辩护，指出牛顿的引力体系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诸多前人积累的基础之上，这些讨论放在今天来看，仍然能帮助我们理解西方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脉络。第十八到第二十三封信转入了文学批评的领域，伏尔泰比较了英法两国在悲剧和喜剧上的不同传统，品评了蒲柏、罗斯伯爵、华勒等英国诗人，还专门讨论了贵族参与文学创作的问题，他认为文学不应该有身份的门槛，任何人只要有才华都应该受到尊重，这在当时等级森严的法国社会简直是离经叛道。倒数第二封信关于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伏尔泰以一种温和但坚定的态度反驳了帕斯卡尔对人类的悲观看法，主张人应当依靠理性和进步来改善自身的处境，这可以说是整本书的精神内核所在。伏尔泰的文风在这本书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他既不是干巴巴的学术论文，也不是激烈的政治檄文，而是一种融叙述、议论、讽刺与抒情于一体的随笔体，读来妙趣横生，常常让人忍俊不禁。作为翻译者，伦纳德·坦考克的英译本流畅典雅，忠实地传达了伏尔泰那种既典雅又活泼的笔调，他本人是伦敦大学学院的法语学者，翻译过左拉、狄德罗、莫泊桑等大量法国文学经典，对法国文化的理解极为深厚，这使得他的译文在准确传达原意的同时，也保留了法语原文那种独特的韵味。这本书适合的读者群体相当广泛，对于世界史和欧洲思想史爱好者来说，它是一手了解启蒙运动如何在不同国家间传播的珍贵文献；对于文学爱好者来说，它展示了伏尔泰作为散文家的杰出才华和书信体这种文体的独特魅力；对于政治学和比较文化研究者来说，它提供了一份十八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对两种制度体系进行对比思考的经典文本；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哪怕只是想窥探一下三百年前欧洲顶尖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日常生活，这本书也是一个绝佳的入口。翻开这本书，你会遇到一个热情洋溢、目光敏锐的伏尔泰，他用他独有的方式告诉你，一个社会的进步不取决于君主的贤明，而取决于思想的自由和制度的宽容，这个道理在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